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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抽象”這個詞乍一看似乎是一個純粹的中文詞，但其實不然英語作文，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“香蕉詞”。 關于“香蕉詞”，我之前寫過兩篇文章，你可以參考一下。 我以“香蕉人”為原型模仿了這個詞。 “香蕉人”是“黃皮白心”的人：他們外表看上去是中國人、中國人，但內心的思想和精神卻是西化的、歐美的。 “蕉字”也是“中標西禮”的現代漢語詞匯。 這些詞都是漢字，但卻被賦予了新的西方內涵。 “香蕉詞”實際上是西化的中國詞、漢字，也代表了中國西化的最深層次。

事實上，“香蕉詞”大部分是日本人發明的，然后通過所謂的“新文化運動”，由當時的留日學生從日本大量傳入，形成了重要的基石。的“鄉土文學”。

“香蕉詞”的存在給現代人對中國文化歷史的學習帶來了很大的危害，因為它會讓學習者誤認為這些“香蕉詞”的內涵源于中國文化歷史本身abstract是什么意思，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。和歷史。 文化的現實。 “抽象”二字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。

“抽象”的字面意思就是將“象”抽象出來，去掉“象”，達到“無象”。 “浦”和“象”都是地道的漢字。 然而，將這兩個字放在一起形成一個固定的詞匯，與中國傳統無關。 它是日本人的發明，然后在新文化運動期間，作為西方式的“新文化”傳入中國。 就是用漢語表達西方的思維。

“象”是中國本土的概念，中國也應該有“抽象”的思維。 然而，中國的“抽象”與西方的“抽象”完全不同，甚至完全相反。 因此，當時的日本人一度構造了“抽象”，將“抽象”翻譯成英語是錯誤的。 西方不存在中國意義上的“抽象”，西方的“抽象”也不是真正的抽象，仍然屬于一種形象，沒有真正把形象抽象掉。 “抽象”的意思是“形象”而不是“抽象”。

依然是同樣的判斷。 在人類文明史上，只有中國做到了真正的抽象、無形象。 西方還沒有達到這一點。 他們的文明自古以來就是“有圖像”的，而且都停留在圖像階段。 “象文明”而不是“抽象文明”。

西方人認為數學不僅是抽象的，而且是抽象思維的核心。 然而，在中國傳統中，卻恰恰相反。 數學被認為是圖像而不是抽象。 “數”即“象”的傳統觀點，在《周易》、《易經》中體現得最為明確。

在《周易》中，八卦符號稱為“象”或“數”。 “象”是“數”的意思，“數”就是“象”的意思。 因此，卦象又稱為“象號”。

我們現在看到的卦象似乎與數學無關，而是由非數字的陰陽符號組成的。 不過，只要我們稍微了解一下《易經》的筮法，就知道了。 《易經》的成卦過程是一個數學運算過程，也是一個函數求值過程。

六十四卦的卦象從下到上分別由六行組成，每行都是陰或陽的象征。 易經卦法的核心是確定各行的陰陽。 每條線的陰陽取決于數量和價值。 如果是偶數，就是陰，如果是奇數，就是陽。 因此，陰陽符號本質上就是奇偶符號，數字的奇偶符號，也是數字符號。 這樣看來，卦象是數字和符號的組合，而組合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數字。 《左傳》中就有直接用卦當數字的記載。

然后，我們可以通過評估函數來確定每條線的陰數和陽數來自哪里。 我們不妨將這個功能稱為“瓜城功能”。 該函數最終輸出兩個數字，即六或九。 得六者，則為殷曜；得六者，則為殷曜； 如果得到九個，那就是陽妖。 該函數的自變量是隨機選擇的西洋蓍草根的數量。

在《周易》中，每一行其實都有兩種表達方式。 一種是陰陽符號，另一種是數字。 每行可以用兩個數字表示。 第一個數字代表線的位置，后一個數字代表線的陰陽。 “曜位”是指該卦象在每卦六行中的哪一行，順序是從下到上。 如果卦位是2的寅卦，則用“二六”來表示。 如果堯位是5陽堯，則用“九五”來表示。 這就是“九五爺”的由來。

事實上，從考古證據來看，陰陽符號的出現更有可能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。 在此之前，沒有陰陽符號，《易經》中的卦象直接用數字來表示。 就是所謂的“數卦”。

正因為如此，在易學中，“象”和“數”其實是同一個東西。 從這個意義上說，“抽象”意味著“畫數”，“無象”意味著“無數”。

《易經》中確實有“抽象”和“數”，也有“無象”、“無數”的概念，這就是“義”。 “Giri”是“無形象的”、“無數的”，也是“抽象的”和“數字的”。 象數只是表達原則的一種手段。 這是更為簡潔的“文以達道”。 “象數”就是“文”，“義”就是“道”。

漢代，正是因為混淆了“象數”和“儀禮”，才陷入了迷信，認為“儀禮”是以“象數”為基礎的，從而誤將象數視為“象數”。是《易經》的基礎。 所謂“象數學派”、“象數醫學”應運而生。

由于“象數學派”形成于漢代，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古老，所以導致了后人的誤解，認為“象數易學”就是易學的本原狀態，是正宗的易學。 事實上，情況并非如此。 《象數易學》實際上是在戰國漢代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。 這個歷史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“迷信”。 對災難、鬼神、巫術的迷信。 從學術上來說，體現在五行陰陽學說的出現、預言學的出現、“象數易學”的出現。

漢武帝不僅開疆擴土、征戰匈奴，而且踐行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”，建立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學術范式。 地位顯赫，堪稱中國帝王世界第一人，比秦始皇更偉大。 秦始皇只有“武”而沒有“文治”。 然而，這么一位偉大的漢武帝卻非常迷信，相信巫術。 他非常迷信，以巫術為由殺死了當時的太子。 太子是什么概念？ 他不僅是漢武帝的親生兒子，也是未來的皇帝。

漢武帝之所以如此迷信，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歷史環境有關。 迷信的不只是他一個人，整個社會都陷入了一種不正常的迷信狀態。 漢武帝所踐行的“罷黜百家、尊儒”的思想，出自當時大學者董仲舒之手。 據說學者，特別是儒家學者，是最不迷信的。 孔子“尊鬼神而遠之”，“不言奇事、權勢、混沌、神靈”。 但這東大學士卻很迷信。 他對災難和異常現象非常迷信。 他認為任何異常的自然現象都是有意義的，是上帝對人類的警告。 基于此，他提出了“自然歸納”的神學政治觀。 東漢班固編撰的《漢書》干脆增加了一個名為“五行紀事”的章節，記錄歷史上的災難和異常現象。

直到魏晉時期，中國的風氣才開始發生轉變和回歸，開始反對漢代盛行的迷信。 他們的口號是“讓世界去教導，順其自然”。 這個“名教”實際上是漢代的學術理論，而這個學術理論是受到迷信的影響的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“愈宗教，順其自然”就是“愈迷信，順其自然”。

魏晉玄學推崇的三大經典是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易經》，被譽為“三玄”。 這三部經典有兩個共同點。 首先是他們不相信鬼神，而明確主張自然秩序。 尤其是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從來不講宗教，也不講祭祀。 第二，他們都欽佩并記錄著中國最古老的時代。 相反，中國古代是一個沒有迷信的自然時代。

所以，魏晉玄學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和回歸，回歸到一個人們不信鬼神、不迷信、崇尚自然的時代。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“吉里派”易學應運而生，而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就是王弼。

后人將《周易》分為兩大流派：象數派和儀禮派，這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兩個平等、競爭的流派。 事實上，《周易》中并不存在所謂的“象數派”。 《易經》的本質在于它的原理。 易學本質上是理理之學，無象術之學。 漢代迷信盛行時，象數派應運而生。 出現的對易經的錯誤迷信解釋是反易經的，不屬于易學。

正因為如此，自王弼以來，一雪的主角一直是“一禮一雪”。 “一寮一學”的出現，不是一學的進步和進化，而是一學的復興和回歸。

“理”不僅是《易經》的本質和核心，也是整個儒家經典體系的本質和核心，甚至是整個中華文明文化的本質和核心。

那么什么是正義呢？ 它是人心的基本屬性。 因此，宋明理學“心即理”、“性即理”。 “Giri”與人心、人性是同一回事。

人心是什么？ 它是人類思維和思維的主體。 人的一切思維、思想都是由人的心這個思維的主體所做出的。

在整個人類歷史上，只有中華文明實現了人的思維和思維主體的存在，即人心的存在，并且以人的思維和思維主體為基礎，以人心為基礎。 人們認為“人心正”是世界上最神圣、最重要的東西。

這里我們要嚴格區分人心和人心的思維結果。 人心是指人的思維主體、思維本身。 思維的結果雖然來自人心，但一旦發出，離開人心，就不再是人心，而是外物了。 這些東西包括：所有的知識理論； 所有宗教設計，包括神； 所有制度設計，包括政府和法律； 等等。 這些是“事物”而不是“思想”。

這些人為的、人的思維結果的“東西”一旦出現，就會限制人本身、人的心靈。 中華文化的核心不在“物”而在“心”，即主張和維護“心”的獨立、自由，排除“物”對“心”的獨立、自由的干擾和影響。

只有“心”和“義”超越任何“物”。 《易經》中的意象數量是“物”而不是“心”。 “心”和“義”確實是“抽象”和“無象”。

西方文明自古以來，并沒有真正的“心”或“義”的概念。 他們的思維始終停留在“象”的層面上，以“象”為基礎。 當然，這個“圖像”本身的“抽象”程度也在不斷提高。 例如abstract是什么意思，從具有特定身體形狀的多神教神到與特定偶像分離的一神教神。 然后從一神教的神到現代哲學的形而上哲學實體。

最終，在現代文明中，數學被認為是最高的“抽象”，是“科學真理”的核心。

事實上，從中華文明的角度來看，“抽象”由三個階段組成：具體物體>數學圖像>人心-原理。 只有達到人心、道理的層面，才能真正抽象。 然而，西方的“抽象”過程只有兩個階段：具體物體>數學圖像，缺失了“人心正”這個關鍵環節。 因此，西方人錯誤地將數學形象和數學視為真正的“抽象”。

明治維新后，日本人用漢字“抽象”將西方詞“抽象”翻譯為假抽象，這說明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理解是非常膚淺的，只觸及了表面。

1894-1894年甲午戰爭后，中國開始出現第一波留學浪潮，目的地是日本，而不是歐美。 然后，那些年輕的日本學生被當時的日本學術界洗腦，這種膚淺的日本文化被“借”到了中國。 從此在白話中占主導地位的“蕉詞”就這樣形成了。